這是中國的探索與創造——二十年前，黨中央提出並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由此開啟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亙古未有的結合，開創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嶄新局面。

    二十年偉大實踐，承載輝煌，昭示未來。

    今天，面對風雲變幻的國內外形勢，經歷市場洗禮的中國對發展道路更加清醒和堅定——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市場對資源配置有效性的有機結合，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從建立框架到逐步完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過艱難而輝煌的二十年，開拓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新認識

    二十年前，黃淑玲還是山東濟南一所中專學校的教師。學計劃統計專業的她，被安排教企業管理、市場營銷。

    當時，關于市場、關于企業，教科書上只有一些泛泛的理論，為了了解企業的一些真實情況，黃淑玲開始尋找企業闖蕩市場的實例，由此結識了在另一所學校教書的王旭寧。二十多歲的王旭寧手頭有一項發明——豆漿機。面對開始勃興的下海創業大潮，他們和另外兩個年輕人萌生了自己辦企業生產豆漿機的念頭。

    “那時，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為了給自己留“後路”，黃淑玲辦了停薪留職。

    既害怕丟掉“鐵飯碗”，又對全新的未來充滿期待，隨著九陽小家電公司的創辦，身處計劃和市場轉軌期的四個年輕人，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向市場深處試水。

    ２００８年，九陽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２００９年，由九陽牽頭起草的豆漿機國家標準審定通過；２０１０年，九陽公司代表中國豆漿機行業向國際電工委員會提交了《豆漿機國際標準立案申請》並獲得通過。

    “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我們的今天。”黃淑玲感慨。

    今天的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八個字已經耳熟能詳。然而，正如黃淑玲當年的小心翼翼一樣，“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詞語，一度仿佛是互相排斥的磁鐵南、北兩極，它們的最終結合，走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

    ８３歲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從計劃經濟創建初期投身第一汽車制造廠建設，到改革開放時期多次參與重大改革文件起草，對計劃和市場兩種經濟體制有著深切的感受。

    “計劃經濟最大弊病是人的積極性不能發揮出來。”高尚全清楚地記得當年的一幅諷刺漫畫，企業要蓋廁所、買打字機，這些事情都得拿到部里等審批，等待審批的文件堆了高高的一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一點點地發生變化。

    實踐在發展，認識也在深化。

    １９８４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提出，是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一步。

    １９８７年，黨的十三大指出，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市場的引導作用得到認可。

    當歷史的指針轉到１９９２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迎來一個關鍵節點。

    這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時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

    ６月９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講話，針對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問題，明確表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

    １０月，黨的十四大明確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後，中國改革終于明確了目標，大大減少了改革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搖擺性。意義怎麼評價也不過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認為。

    但“市場經濟”是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是什麼？全新的探索帶來全新的課題。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被稱為“市場經濟５０條”的決定，清晰地提出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四梁八柱”——

    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改革科技和教育體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

    一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由此開啟——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改革開放進入新體制基本框架的構建階段。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黨的十六大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探索沒有停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繼續向縱深推進——２００３年１０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的目標和任務，吹響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號角。

    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

    這是又一次艱巨而輝煌的遠征——至少持續到２０２０年的這個新階段，以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為指導，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協同推進，建立健全轉變發展方式、構建和諧社會、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體制機制。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從探索、建立到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不斷推進，這一過程現在回頭看波瀾不驚，但當年每前進一步都非常艱難，甚至有些時候，驚心動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體改司司長孔涇源感慨。

    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也有別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而是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有機地結合，開拓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新認識。”孔涇源說。

    這是中國人用實踐作出的響亮回答——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僅可以結合，而且可以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提供了新的範例。

    這是活力奔涌的二十年︰“市場”為中國持續注入生機和動力，激發出人們干事創業的熱情，驅動經濟社會變革發展。

    我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上海滬嘉高速公路今年起取消收費，引發社會關注。從最早受益于多元融資政策、吸納社會資金廣泛參與建設，到率先拆除收費站、真正還路于民，滬嘉高速成為引入市場機制、推動中國高速公路建設飛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從１９９２年的７００公里，到２０１１年底的８．５萬公里，短短二十年，中國高速公路何以能迅速逼近高速公路總里程第一的美國？

    “告別‘短缺’，靠的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從生產、流通到生活，二十年來，市場機制的作用不斷彰顯。

    中國航空發動機的搖籃——沈陽黎明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上世紀９０年代步入發展谷底，連續５年虧損，資產負債率達１０４％，１９９７年企業欠發職工兩個半月工資，在崩潰的邊緣苦苦掙扎。

    “我鄭重地告訴大家，我是總經理，是一個依法圖利的商人，是圍繞市場經濟規律開展工作的經營者。”１９９８年初，新上任才兩個月的總經理林左鳴在廠報上發表公開信說。

    從與美國通用動力公司簽訂轉包加工合同，到建立高級人才評聘制度，再到對管理人員進行競爭上崗……黎明公司第二年就一舉扭虧為盈。

    和黎明公司一樣，眾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舉步維艱的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中又迎來新的“黎明”。

    經歷了此前“放權讓利”、“兩權（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兩個階段後，國企改革進入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新階段。特別是從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國企三年脫困攻堅”計劃實施，國企實現了整體扭虧為盈。吃慣了“大鍋飯”的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

    競爭，使國有企業優勝劣汰，強筋壯骨——２０１１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近３６．８萬億元，實現利潤超過２．２萬億元，５９家國有企業躋身世界５００強。

    市場經濟的春雷，不僅“激活”了國有企業，也使民營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廣州佳都集團董事長劉偉的創業史是新時代的又一個剪影。１９９２年，以他為首的７個大學生白手起家，創建希望電腦集團廣州分公司，一年多的時間就發展成為華南最大的計算機公司。１９９５年創建佳都之後，從ＩＴ產品批發商向掌握軟件信息產業核心技術拓展，２００１年在新加坡主板上市，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之一。

    市場，為民營經濟創造了巨大空間——如今，全國民營企業達９６４萬戶，從業人員（含個體工商戶）突破２億人，注冊資本金超過２５萬億元。以民營經濟為主的中小企業總數已佔全國企業的９９％，創造的價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６０％，提供了全國８０％的城鎮就業崗位，上繳稅收約佔全國的５０％。

    “市場經濟的關鍵是把微觀活力激發出來，每個人和經濟單元在自身利益最大化中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遲福林認為。

    二十年來，無數活力迸發的企業，匯聚成中國經濟澎湃的動力和不斷飛躍的實力——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１９９２年的不到２．７萬億元，躍升到２０１１年的超過４７萬億元，年均增長１０．５％左右；

    國家財政收入從１９９２年的３４８３億元，增長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３７萬億元；

    二十年來，經濟實力的飛躍，帶動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測算，１９９１年才基本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僅用了不到１０年就基本實現了總體小康，正向全面小康闊步邁進；

    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１１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２０２７元增長到１９１０９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７８４元提高到５９１９元；

    百姓消費從“吃穿”為重點轉向以“住行”為重點，手機、電腦、轎車等耐用消費品進入尋常百姓家。

    二十年來，“市場”讓人們的選擇更加多元，找到更多發揮才干的空間和方式——

    １９８１年中專畢業後，方樹青被分配到家鄉一所鎮中學當老師，隨後考了英語本科學歷。由于教學成績優異，一所大學發出了商調函，但當地教育部門不願放行。反復思考後，他決定放棄“鐵飯碗”去海南經濟特區尋找機會。隨後幾年，他干過公司秘書，拉過廣告，當過英語翻譯，歷經闖蕩，終于辦起一家英語教育機構，實現了當一名“好的英語教師”的夢想。

    “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點一點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培育市場主體，發展市場體系，激發人們干事創業的熱情，驅動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進步。”孔涇源說，“完全可以說，不搞市場經濟，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這是抓住全球化機遇的二十年︰“市場”讓中國和世界緊密相連，融入國際市場的中國，不僅充分發揮了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極大成功，還實現了和世界的共贏

    一個國家的發展，只有從世界和時代的坐標上去認識，才能看得更清晰。

    歷史不會忘記，１８世紀中期到１９世紀末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中國被打入谷底，成為資本殖民主義的最大受害者。

    二十世紀中葉的第二次經濟全球化，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中國又錯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產業轉移機遇，“亞洲四小龍”趁勢崛起，一躍成為全球制造中心。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第三次經濟全球化開始勃興。此時，正以不可逆轉之勢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終于不再錯失良機。

    “這一輪全球化浪潮，正趕上‘亞洲四小龍’需要將其相對低端的電子、服裝、玩具等加工業再次轉移。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抓住國際產業分工和重組的歷史性機遇、重返世界舞台奠定了制度基礎。”劉世錦說。

    中國隨之迎來了外商投資的高峰。僅１９９２年，中國批準的外商投資項目就達４８７６４個，比上年增長２．８倍，協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５８１．２億美元，超過改革開放以來１３年的總和。

    開放促進改革。從１９９３年起，國家指令性計劃指標減少一半，國家計委直接管理的農業、工業、物資、商業、外貿出口產品計劃指標減少三分之一以上。這一年，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資吸收國和全球第二大外資吸收國。

    歷史的車輪駛入二十一世紀，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開始了全面融入世界的“黃金十年”，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

    “入世，是中國在本世紀初抓住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關鍵抉擇。”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說。

    “入世後，中國逐漸形成了與國際慣例並軌的涉外經濟體制，有力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增強了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認為。

    相對于封閉經濟體，開放的經濟體更有競爭力。市場，讓中國和世界緊密相連，通過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不斷贏得機遇、取得成功。

    這是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二十年——

    中國從世界第十大經濟體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成為世界經濟首要拉動力量；

    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１９９２年的１６００多億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超過３．６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

    中國２０１１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１１６０億美元，已連續１９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中國外匯儲備１９９２年不足２００億美元，２０１１年末已增至近３．２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

    近十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４０％以上，其中２０１０年達到６８８億美元的新高，居世界第五位。

    這也是中國和世界共贏的二十年——

    今天的中國，出口額已佔世界十分之一，同時進口額也佔世界十分之一。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兩個‘十分之一’，既反映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也顯示了世界對中國的重要性，是一個‘雙贏’的典型。”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易小準說。

    這是對未來的啟示︰唯有堅持改革創新、開放兼容，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科學發展，才能不斷創造競爭優勢，贏得發展先機

    就在一個多月前，中國作出了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區間擴大至百分之一的決定，這是自２００７年５月波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幅度的再度擴大，一時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震動。

    國內外評論認為，作為中國今年來最為重要的金融改革之一，人民幣匯率彈性的擴大，清晰傳遞出讓市場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信號。

    讓市場來決定資源的合理配置，是二十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面對新形勢、新變化，許多領域新的問題和挑戰不斷凸顯——

    商品領域的市場化發展起來了，但要素領域和服務領域的市場化還相對滯後，土地、勞動力、環境和資金等要素價格存在著一定扭曲，制約著實體經濟的發展；

    經濟增長速度快起來了，但能源、資源和環境對發展的制約也強了。在“總量”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背景下，提升“質量”的要求日益迫切；

    民營經濟搞起來了，但在諸多行業和領域，制約民營經濟做大做強的“瓶頸”也不斷凸顯；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基本建起來了，但經濟調節“越位”、市場監管“缺位”、社會管理“錯位”、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依然存在；

    “蛋糕”做大了，但“蛋糕”的分配變難了，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並沒有根本扭轉，社會保障制度依然滯後于經濟社會發展；

    改革已經成為共識，但改革的難度大了。中國社會進入到利益格局調整的關鍵階段，市場化改革進入深水期、膠著期、關鍵期，一些領域存在“改不動”“不好改”甚至“不想改”的問題。

    “對問題的原因要有清醒的認識。”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我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正進入到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需要“闖關過難”。

    “對照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要求，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還不到位，科學發展、和諧發展還需要加強體制機制保障。這一點，已刻不容緩。”孔涇源說。

    在他看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是消除三大相互聯系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利于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特別是不利于公平競爭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利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特別是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特別是不利于社會公平正義的體制機制障礙。

    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正未有窮期。

    二十年前，中國人以智慧和勇氣開啟了市場經濟的大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成功發展市場經濟，為世界經濟發展史提供了一個新的範例。

    開弓沒有回頭箭。站在新的起點上，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著力推動科學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夢想。（記者 陳二厚、劉錚、韓潔、王宇、雷敏）

原文鏈接︰http://www.gov.cn/jrzg/2012-06/07/content_2155544.htm

其他媒體報道︰

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2-06/07/content_2155544.htm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18109836.html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7/c_112145874.htm

（來源︰新華社）